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张文静

编辑｜米娜

头图来源｜视觉中国

【资料图】

当地时间5月6日，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在“股神”沃伦·巴菲特老家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举行。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董事长巴菲特和副董事长查理·芒格，以及公司两位高管一同出席了大会，并回答了来自全球投资者超过6个小时的提问，内容既包括新能源、AI等热门话题，也涉及遗产规划等人生问题。

全球都在关注人工智能，巴菲特担忧，人们不能在创造AI后，又想把一切恢复到最初状态。AI可能会改变世界，但无法改变人类的思想和行为。

关于新能源的未来发展，巴菲特提到全球正在从传统能源向新能源转变，“我们在这个方面做了非常多的投入，不过现在做的还远远不够。”至于传统汽车行业，他和芒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太艰难了，所以伯克希尔不太可能投资像通用汽车或福特汽车这种汽车制造商的股票。

巴菲特依然高度看好苹果公司，称“如果让消费者选择，是放弃第二台车，还是放弃iPhone，我想大多数人会放弃第二辆车。这是消费者行为对苹果公司带来的机会。”他坦言两年前卖掉一些苹果股票的决定很愚蠢。

对于美国银行的危机，巴菲特认为，恐惧总是会传染的。他称，他父亲在大萧条初期因银行挤兑失去了工作，但现在银行业已经发生了变化，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设立是极具远见的举措。如果人们担心银行存款的安全，经济就无法运行。

除了取投资“圣经”，人们涌向奥马哈的另一个目的，是想从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那领悟到生活的智慧。这个周六，巴菲特没有让人们失望。

一个15岁的男孩第四次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他问巴菲特和芒格，投资和生活中应该避免哪些“重大错误”？巴菲特重复了他的名言：你应该给自己写个“讣告”，然后尝试实现你所写的人生。

他提醒，不要犯可能让自己“退出游戏”的错误。花费要略低于收入，避免债务，因为一旦因入不敷出背上负债，就会难以摆脱。巴菲特至今没有写过遗嘱，因为过早向孩子宣读遗嘱会绑架他们的成长，“我认为这是家长犯下的巨大错误。”

巴菲特今年即将满93岁，仍然每周工作6天，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他的次子彼得·巴菲特将这归结为“热爱”。4月26日，彼得·巴菲特在接受《中国企业家》采访时说，“我每天所见到和了解的父亲，他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他享受工作并不是因为他能赚钱，钱只是他所做的事情的附带好处。”

所以，巴菲特也总是支持他的孩子们，希望他们像他一样，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彼得·巴菲特认为这是巴菲特赠予他最珍贵的财富，他说，做巴菲特的儿子比人们想象的要容易得多。

今年3月，彼得的新书《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出版。这次股东大会前，巴菲特次子彼得·巴菲特跟《中国企业家》分享了父亲巴菲特教他的那些事——关于工作、成功、财富和人生。

“你是沃伦·巴菲特的儿子？可是你看起来好普通！”

在彼得的一生中，类似的评价他听到过很多版本。他把这样的评价视为一种赞美，对他和他家庭的赞美。

彼得是“股神”巴菲特最小的儿子，现在居住在离纽约两个小时车程的小镇上。他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长大。直到今天，他的父亲巴菲特还住在奥马哈那栋60年前买的房子里，开着十几年前买的车，穿着同样的西装和旧毛衣。

“我们家和其他邻居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很多方面来看，我们在一个非常普通的社区长大。”彼得告诉《中国企业家》：“虽然我在某些方面有一定特权，但最大的特权是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长大，我感到安全、被爱，以及父母很支持我寻找自己的道路。”

彼得是一名音乐人、作曲家，曾获电视界最高荣誉“艾美奖”，与他的父亲走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上。不止彼得，他的哥哥豪伊是一个农民、一个摄影师，姐姐苏茜在奥马哈养育了两个孩子。当别人知道他们来自巴菲特家族，或许会惊掉下巴。

巴菲特因为股市上的巨大成功而享誉世界，但对彼得而言，他不仅仅是一个父亲，而且是以话语、行动深深影响他的一个先行者。在他写的《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中，彼得称，他从父亲那学到的最重要的价值观是赢取自尊，他指的是职业操守的培养。

不过，巴菲特家族的职业操守，可不是说一个人愿意在不感兴趣甚至讨厌的工作中埋头苦干。“那不是美德，那是受虐。”彼得说。

在彼得的印象中，他小的时候，父亲巴菲特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工作。父母卧室旁边那间安静的小屋子独属于巴菲特，那是他的办公室，每天都会花好几个小时待在里面，研读类似于价值线、穆迪等机构对数千家公司与其股票所做的详细的数据分析。

巴菲特工作时的专注，让彼得印象深刻，“他就像进入了一种‘入定’的状态，灵魂超然于外物”。彼得在《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中这样形容：“他身着日常所穿的卡其布裤子与一件穿旧了的毛衣出现在办公室时，整个空间散发出一种近乎圣洁的沉静感，一种忘我地把自己完全融入手头事物的人才会有的沉静之感。”

这些时刻中的父亲，让彼得明白了工作的本质——应当满足无穷无尽的好奇心，把自己的分析拿到真实世界中去验证，进而发现新价值、开拓新机遇。工作应该是自己热爱的、愿意追求极致、全力以赴的事。

巴菲特今年92岁了，依然每周工作6天，保持着饱满的精神状态。彼得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巴菲特并不是为了金钱而工作——尽管钱最终还是来了。但钱只是他工作的副产品，是锦上添花。

“他极度享受工作带给他的乐趣，每天都在做自己热爱的事。让他最开心的，并不是赚取了多大的财富，而是他从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彼得说。

作为股神之子，彼得承认，从巴菲特那获得的经济起点相对来说并不算高，但依然超过了大多数人所能拥有的，他享受到了一个声名显赫的姓氏所带来的诸多隐性福利。

例如，“巴菲特”这个姓，加上《华盛顿邮报》发行人凯瑟琳·格雷厄姆写的推荐信，让他成功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但同时，他也一直在思索一个问题，如何把一手好牌打得精彩。在这点上，巴菲特从不给他压力，总是鼓励他自己去选择。而且所做的选择不在于可以获得多高的地位、能赚多少钱，而是要看它是否符合本心。

“如果我发现自己人生中的乐事是去捡垃圾，我父母就算看到我整天扒在一辆卡车后面，也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妥。”彼得像是开了个玩笑，但看看他当农民的哥哥、当家庭主妇的姐姐，就会知道他说的话一点也不夸张。

彼得并不是没有想过去华尔街，但这个想法，他考虑了十几分钟就打住了。读书时，他曾玩过一段时间摄影。刚进入斯坦福大学时，他选修了有关摄影的课程，频繁拍摄照片。可是沮丧感也在悄悄滋长。后来，他终于认识到最爱的还是音乐。

彼得决定从斯坦福大学辍学，用从祖父那继承的一笔9万美元的遗产为自己“买”一些时间，想弄明白自己是不是真的可以在音乐上搞出点名堂。他搬到旧金山，住公寓，开一辆破旧的车，过着节俭的生活。

有一次，他回到奥马哈看望父母，在与父亲聊天时，他试着向父亲解释自己的理想、目标以及计划。那时，彼得听从内心的召唤做音乐，但还没能靠音乐挣上钱。或许，彼得对于自己的选择还心怀不安、迷茫。

巴菲特只是仔细地听着，不做任何评判，也不给任何明确的建议。但那天他走向门口的时候，突然对彼得说，“你知道，其实咱们做的都是一样的事。音乐是你的画布，伯克希尔是我的画布，我每天都会在上面添上几笔。”

寥寥数语，让彼得珍藏至今。“我的父亲，一个成功至此的人，会把他所从事的伟业与我所做的事相比。而且不只是相比较，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父亲把这两件事等同了起来。”彼得在《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中回忆起这次与父亲的聊天时说。

这份认可对彼得来说是一份巨大的礼物，它让彼得明白，不必用同样的方式来定义成功，不必采用同样的“记分”标准。

今天，彼得已经可以很明确地向《中国企业家》阐述他心中对成功的定义，他认为，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己的幸福感，以及找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并不断学习。“最伟大的成功是自己去定义成功，而不是通过别人的眼睛来衡量自己。”这句话他说了两遍。

巴菲特有一个金句：“出生时人们叼在嘴里的金汤匙，在太多情况下都变成了插入后背的一柄金匕首。”意思是，唾手可得的财富让人逐渐丧失抱负与斗志，剥夺了年轻人踏上冒险之旅、追寻自己人生的机会。

因此，巴菲特家族不设大型信托基金。而彼得和他的兄姐，每个人除了在19岁时得到了祖父的一笔遗产外，没有也不会得到更多财富，更不会有丰厚的遗产等待他们。

“我们从未期望得到他的财富，或者能从他的成功中得到什么，我们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资格这样做。或者说，这是父亲才有权去选择的事情。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成功，有自己的生活。”

彼得告诉《中国企业家》，巴菲特早就计划要把来自这个世界的财富再交还给世界。他有时候会跟彼得说，正是他所出生的时代和地方，让他有机会每天做自己喜欢的事，所以社会应该拿回属于它们的钱。

“这个想法很有意思。”只是彼得没想到，他们姐弟三人也会成为巴菲特向社会回馈的一部分。

1999年圣诞节，巴菲特送给他们每人一个基金会，每个基金会的赠款金额一千万美元。之后，又不断追加捐赠金额。到2004年，彼得母亲去世那年，他们所管理的资金已经超过了一亿美元。

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彼得很抗拒这个基金会。他安静、喜欢独处，更愿意在钢琴中寻求慰藉，而与社交活动保持一定的距离。基金会不至于难以管理，但作为巴菲特的儿子，无形中会有一种把他拖向公众视野的力量，“基金会逐渐开始成为制造这种力量的机器”。

2006年，爆炸性时刻来了。巴菲特宣布向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捐赠370亿美元，这条消息瞬间登上全球各大新闻媒体头条。彼得和哥哥姐姐每人负责管理的10亿美元基金会，则是这个故事中一个小小的脚注。

在巴菲特公开宣告这个消息前，一家人碰巧在奥马哈市相聚，在一起飞往纽约的飞机上，巴菲特突然问彼得，“你觉得基金会的事业影响了你的音乐吗？”

怎么会没有？彼得不解，但他相信父亲一定看出了他的抗拒和纠结。后来，他终于懂了父亲的深意。

在基金会事业中，他尝试把巴菲特的商业理念——投资估值偏低的资产——运用到管理中去。他思考哪些人类资产在全球被低估，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答案：女孩。于是，他把目光投向西非国家，在利比里亚与塞拉利昂援建学校，为女孩们提供教育。

为了这个项目，他第一次从美国飞往非洲，这片土地上贫穷与希望的鲜明反差，让他震撼。回来后，他写了一首歌。这首曲子后来被曾获“格莱美奖”提名的歌手阿肯听到，重新混剪录制后加入了自己的演唱。后来，他和阿肯又合作了歌曲《血入金》，讽刺贩卖非洲儿童的人用孩子的血赚取金子，呼吁制止人口贩运，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表演。

巴菲特的提问，成为一句预言。彼得的音乐人生与基金会的工作正在越来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就像DNA的两条链一样相互交缠。

现在，彼得每天忙于基金会及慈善工作，但仍会留出时间做音乐。他的工作日属于基金会，周末则属于录音棚。

“自从基金会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以来，我很享受慈善工作。但我永远是个音乐家，音乐和作曲流淌在我的血液里，我也热爱着音乐。”彼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组合，正是慈善与音乐两者间的平衡，让我觉得我的人生是完整的。”

参考资料：

《父亲巴菲特教我的事》，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