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大多来自文博或者历史专业，但科技公司的人才往往是相关技术专业出身。如果要建设数字博物馆，就需要双方的合力，但他们在合作中往往由于对数字文博等的理解不同产生矛盾。只有培养出既了解博物馆业务又拥有技术能力的人才，这方面的难题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您可以回头，看看‘钦天监’的全貌。如果不恐高，到下一个场景可以看看脚下的地球。”3月14日，在位于国家图书馆总馆南区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四层的虚拟现实（VR）设备互动区，工作人员正在指导一位头戴PICO VR一体机的观众体验该馆推出的《古籍寻游记》项目。
现场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古籍寻游记》是由国家典籍博物馆联合字节跳动公益共同开发的古籍活化项目，与该馆正在开展的“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内容紧密相关。凭借虚拟现实技术，观众可以“穿越”到古籍问世的年代，直观地了解古籍内容及其历史价值。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近年来，以虚拟现实、数字展厅、智慧讲解等应用为代表的新技术在博物馆当中得到了越来越广的应用。今年2月，北京市文物局组织完成了《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 （2023—2035）》（征求意见稿）。该规划指出，北京市将鼓励应用科技赋能，提供智慧导览、数字人讲解等沉浸式新型互动体验。推动一批创新示范的智慧应用落地，引领京津冀地区博物馆高科技创新发展，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在博物馆的未来发展规划当中，“科技”已然成了关键词之一。
但是，新技术的应用并不总是一帆风顺，其推广过程中也会遇到不少阻碍。科技与文博的联动对许多参与者而言，既是曲折经历也是美好憧憬。
虚拟现实技术试水文博渐入佳境
“其实在所谓的VR元年，也就是在2016年前后，一些博物馆就开始探索应用虚拟现实技术的可能性了。”来自智能穿戴设备品牌PICO的陆玖（化名）说。
陆玖是《古籍寻游记》制作团队的负责人，他在虚拟现实技术相关领域已有多年的工作经历。陆玖回忆说，虚拟现实技术与博物馆的联动很早就开始了，例如日本某自然博物馆曾借助虚拟现实技术让观众“亲历”自然灾难。但此类应用十分小众，彼时谈不上流行。
2021年，陆玖所在的团队与大英博物馆合作，推出了一个可以让观众参观巴西原住民生活场景的虚拟现实应用。但虚拟现实应用开发有难度，相关设备在文博界的推广程度也有限，这些因素制约着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中的应用。
“今年在国家典籍博物馆上线的《古籍寻游记》创新度很高，提供了4个包含大量互动元素的故事供观众体验。观众可以‘穿越’成为汉代士卒、民国考古学家等角色，了解古籍背后的历史背景等知识。这类画面精致、互动元素丰富的虚拟现实应用在博物馆界还不多见，因此我们的体验项目受到了观众的欢迎。”陆玖观察到，《古籍寻游记》体验区的观众接待量每周末都会爆满。
陆玖表示，与博物馆合作的文博项目最大的特点就是对专业性要求高。肩负科普职能的博物馆相关场景必须做到严谨求实。为了做好《古籍寻游记》，陆玖团队同相关领域专家进行了大量沟通，在建筑环境、人物服装、背景知识等方面做到了考究，最终以互动场景的形式呈现出来。
“对于我们团队来说，这是在文博领域的一次重要尝试。发现观众接受度很高之后，我们也提振了信心，有了经验。虚拟现实技术在博物馆的‘试水’很成功，我相信接下来会越来越好。”陆玖说。
数字资源大批量制作依旧面临挑战
在《古籍寻游记》为博物馆展览增添热度的同时，来自国家图书馆的专业人士提醒，个别项目的成功并不代表数字博物馆已经建成，“应用了数字技术的博物馆”不等于“数字博物馆”。事实上，我国数字文博建设依然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挑战。
国家图书馆展览部主任、研究馆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展”执行策展人顾恒在数字文博领域有多年从业与研究经验。他指出，随着多种技术的涌现和进步，现阶段人们对数字博物馆的定义逐渐明确为实体博物馆的数字孪生，也就是把整个实体博物馆投射到虚拟空间当中，实现从线下到线上的“搬家”。
但是，距离实现这个目标，还有非常遥远的距离。结合工作经历，顾恒认为，数字资源开发困难是数字博物馆建设遇到的首要难题。
“想要打造一个数字博物馆，需要大量的数字资源。例如数字化的虚拟文物以及关于文物的各类视频、音频信息等。但是，这些数字资源的大批量制作可能会受限于博物馆管理者对技术的理解。安全性、资金支持等多方面因素也对数字资源开发造成了制约。”顾恒直言。
顾恒解释道，在博物馆的日常运营当中，一些管理者可能会认为保管数字资源比实体文物更加困难。数据资源存在被盗取的风险，在数字化过程中，文物也有可能遭到损坏，面临这些风险，一些博物馆资源管理者可能会选择把文物“捂住”，以确保安全。此外，博物馆的经费一般用于基础或常规运营，因此数字博物馆建设往往缺乏经费支持。
补齐短板需复合型人才牵手先进技术
除了缺乏资源，缺乏复合型人才也是数字博物馆建设面临的障碍之一。顾恒分析，博物馆的从业人员大多来自文博或者历史专业，但科技公司的人才往往是相关技术专业出身。如果要建设数字博物馆，就需要双方的合力，但他们在合作中往往由于对数字文博等的理解不同产生矛盾。只有培养出既了解博物馆业务又拥有技术能力的人才，这方面的难题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化解。
“还有一个困难是，数字博物馆领域出现过很多低水平案例，影响了相关方向发展，技术水平不足是造成这些案例的根本原因之一。”
顾恒表示，某些科技公司曾对低技术项目开展过度营销，吸引一些不了解技术的博物馆管理者投入经费和人力，最终产生了一批质量乏善可陈的数字资源。这些低质量资源不仅无法满足公众的需求，还打击到了相关从业者的信心，给数字博物馆建设带来更多阻碍。
如何破解数字博物馆建设中可能面临的阻碍？顾恒从管理的角度给出了建议。
“我认为可以由博物馆的管理者挂帅，协调统筹项目实施；由既懂技术又在博物馆工作多年的专家牵头；由博物馆的相关专业人才组成复合型全流程专业团队；由具备先进技术的高新技术企业负责实施。相关经费则通过社会投资、公益募集、国家专项等多种方式筹措。把管理、资源、人才、技术方面的短板补齐，数字博物馆才有可能建设成功。”顾恒说。
“依靠这些举措，从根本上解决前面提出的问题，才能确保文博系统在数字中国建设当中发挥应有的作用。”顾恒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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